马副部长，商务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朋友们，尊敬的中国来宾，世界各国的商界人士：

我十分高兴在今天的盛会上与诸位相聚。我今天能够出席，完全应该归功于，或者可以说归罪于商务部的马副部长。她非常擅长说服别人，于是我轻松地接受了她善意的邀请，来参加今年的盛会。她也要求我邀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公司代表一起来到厦门，很高兴，我们能够不负所托。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能够有机会认识我们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商界朋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区主任包崇侃先生，以及陈华星先生。

我还希望能够向参加此次厦门盛会的诸位，转达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摩托罗拉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朵夫 · 高尔文先生的祝贺和最美好祝愿。正如诸位所知，高尔文主席的公司在中国做出的投资承诺，没有其他公司能与之相提并论。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一个由两百多家卓越的美国公司所支持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成立迄今已有三十周年。我们通过提供出色的咨询服务；范围广泛的在线与文本信息；组织由我们的会员公司、相关专家和来自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活动；支持美国与中国政府制订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政策等方式，帮助会员公司加强与中国的商贸联系。

我相信，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生活经历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身边的世界，影响深远。

我成长在纽约。我的父亲拥有他自己的出版生意。 1964 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当时的专业是历史学， 1970 年我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历史。从 1970 年到 1980 年，我是一名中国历史的学者和教授。自 1980 年至今，我总共领导了三个非营利商业机构，最初两个，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 1994 年起，我开始为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工作。在 60 年代末期，作为一名学生我居住在台湾； 1977 年 1 月我首次来到中国大陆。在与中国相关的领域中，我已经工作了将近四十年，我的足迹遍及中国的许多地方。

但是遗憾的是，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我没有做。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居住过，也从来不曾为一家商业公司工作。按美国的说法，我是一名具有学术背景，为那些致力于帮助美国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组织工作的“协会执行官”。对我、我的委员会、以及它的会员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华盛顿、北京和上海拥有一批出色的员工，他们赢得了我们会员公司的信任。

在今天的短暂时间中，我希望提出以下五点看法：

一、从外国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倘若有人记得，邓小平曾因建议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造船方法以改进自身技术而遭到批评；倘若有人记得，邓小平 1978 年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激动人心的讲话，宣称科学是全世界共同遗产，中国既应从中学习，也应对它有所贡献；倘若有人记得，仅仅在二十年之前，外国投资在中国还几乎是一片空白——，假如有人像我一样，记得这些事实，那么他就会明白，中国在近二十年中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数以百万的人口已经摆脱了绝的贫困状态。这些成就十分重要，可以被清晰度量，不过，这些数字只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一部分。

比这些量化的计量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关键的“伴随因素”。市场原则已经在中国的经济和大多数企业内部生根发芽。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为以前没有办法选择谋生方式的数百万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机会。在许多方面，中国公民能够接触到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已经大大改善。 25 年前对几乎所有中国人而言，是闻所未闻的法律观念与实践，正在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政府机关当中。随着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走向世界，管理与技术的经验得到传播。技术引进和本土技术的开发，与有效的管理经验和员工的辛勤工作成功结合，创造了一个面向世界市场、国际标准和全球需求的、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工业经济。

随着国际投资领域的开放，中国创造了一个外资出口经济，这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资金与技术，也通过它所提供的超过中国一半以上的总出口额，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带来了购买大量物资所需的外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那些显得苛刻但最后必将使中国获益的条款，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坚持经济改革和融入全球商业的决心。这样的决心，加上令人称奇的经济增长率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进一步激励了外国企业将中国纳入到他们的全球商业战略之中。

正如我们在日常的美语中所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到达”。全球商业的语言，正逐渐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语言。中国光彩夺目的城市和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便是这一切的证明。

二、但是，“成功的故事”也造成了自身的断层，对于很多在中国的人来讲，“成功”还难以显见

这样的断层众所周知。中国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来自于外资企业，只有不足一半的对外贸易是由本土企业完成，这样的失衡显而易见。外国公司与产品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融入和同化也不均衡，因此，在部分行业，外国品牌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国市场，而在另一些行业，至今还仍然通过限制外国企业的发展，来力图保护或扶持国产品牌。

中国人口众多，发展的需求巨大，因此外国投资不可能满足所有需求，如外国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沿海地区，在中西部地区却十分稀少。

三，中国在经济上的“到达”，对全世界都具有历史性意义。

因为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将技术、现代管理经验和低成本劳动力结合起来，成长为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力量，同时具有儒家文化传统和低人均收入水平的东亚农业国家， ( 大有二战前的日本和随后的韩国，小有台湾，都早已踏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 ，中国能够从容应对建立现代工业部门所带来的严峻的挑战，将为人类历史所瞩目，因为中国拥有极其庞大的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和现在以及未来的国内市场。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正向世界展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庞大的、快速现代化的、但同时还相对落后的经济，运行在全球市场的循环之中，正逐渐完成一些以前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才可能完成的经济任务。

我肯定中国人民更愿意尽快走出低收入、进入中等甚至高收入水平——尽管中国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 ( 以及由此带来的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 是目前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之一。总的来看，我相信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准的提升，中国的贸易伙伴们将会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更多。理想的状态是，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像现在的一部分人那样，快速地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是，中国人口的规模，决定了整个社会实现大规模的收入增长是一个需要许多年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对于那些仍然处于奋斗和努力阶段、且迄今为止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得益较少的省市来说，即使要实现“小康社会”这一概念所指的中等舒适的生活条件，似乎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与其他的中国城镇之间展开的残酷的竞争中争取它们所需的外国投资，也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对于美国人，同样如此。那些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或者经济和教育程度低下的地区的人们，还有我们的那些同胞，他们的工业因为自然资源的枯竭、世界市场的变化或者工业本身的退化，好景不再，他们同样体会到了许多中国人所体验到的那种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痛苦。

辩证地看，即使是伟大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困境。因此，随着中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贸易强国，随着吸收大量的国外投资，中国人及其遍布全球的贸易伙伴国的公民们，都将继续面对由许多重大困难组成的“新局面”。以中国为榜样，许多大的经济体都将会跟随，更好地将外国投资、先进技术、管理技巧和低成本劳动力结合到一起，更强有力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来。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来自那些现在还不如她先进的国家的竞争。

四、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或许，今天在座的有一些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中国朋友，对美国的印象和我相同。美国人居住在一个既拥有自豪感，同时又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国度，他们相信，对于那些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因此，美国人通常花时间来阅读中国分析家们对中国复杂的经济社会状况所进行的分析，实际上，当中国国内公开地讨论所面临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时候，美国人觉得倍受鼓励。我衷心地希望，这种围绕挑战而进行的公开而严肃的讨论，将会继续在中国蓬勃开展。

许多大的挑战都会对外国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构成重大影响。只有充分认识问题，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我相信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都欢迎在中国内部进行的持续的、坦率的、公开的讨论，探讨中国将如何应对艰难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请允许我在此列举以下几个：

（一）与其他关键的经济部门相比，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与配置机制还不够完善。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对许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都有好处，但事实上，假如中国能够更好地动员巨大的国内储蓄，引导这些资源流向它们应该去到的地方——那些积极的、良好规划的、灵活的和反应敏捷的、能够在保持盈利的前提下实现市场拓展和增加就业的企业，那么它所需的国外资本不需如此之多。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以及过多银行贷款流向非经济项目的顽疾，都早已被人熟知，无需再在这里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中这个最富于活力的非政府部门的未来，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正在对财富与收入的地区不平等问题，和令人畏惧的农村经济危机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这对世界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而非坏消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问题已然存在，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把许多问题抛在了身后。当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中国能够正视自己，并考虑如何把困难降低到可以解决的地步时，进行一场活跃而开放的讨论，来寻找战胜挑战的最佳方式，便是一种健康的趋势。在关于如何减少过去二十年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中，外国投资者的观点应该一如既往的得到欢迎和采纳。

（三）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与地方经济和社会既得利益者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争论。在我，一名友好的外国观察者来看，中国——尽管她和美国之间存在着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根本差别，却正在以一种与美国经验十分相似的方式——努力实现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即：需要藉以整合广袤土地、庞大的人口和经济的中央权力与抵抗经济变革和管理变革的、代表既得利益的权力之间的平衡。

正因如此，外国投资者们继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劳作，这种环境有意地——或者至少是不必要地——使来自外国的商业、产品和服务的处境更为艰难。投资者发现，政府管理者与他们的国内商业对手其实还是一体的。他们庆祝在保护知识产权免遭侵犯和滥用的斗争中的小小胜利，同时认识到高高在上的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几乎还是和以前一样遥远。因为中国“天高皇帝远”的状况，有的时候使他们从中获益，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因此受害。他们为中国政府增加透明度而欢呼（包括政府部门更多地采用互联网发布信息），但同时继续深受中国各种规定专断而随时改变之苦——这些改变通常以牺牲国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为代价，而使国内团体受益。他们试图进行理性的、中期或者长期的规划，但是却发现这些规划会被多变的政府政策毁于一旦。

（四）在英语中，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留住你的蛋糕，并且把它吃掉”，它描述了一种难以两全的状态：如果你要留住你手中的蛋糕，你就不能吃掉它；如果你要吃掉它，那么你就留不住它。

我想在中国的国外投资者们也有类似的倾向。就像在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中一样，企业希望只受到“市场力量”的管理，而来自诸如政府的非经济组织的干预则越少越好。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想要成功经营，企业也需要市场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调整的合理性，而这要求的不是政府的缺席，而是政府的有效参与。

当中国的管理者们试图制订出能够维持秩序、防止自我破坏的经济行为、同时增强中国的经济活跃度的政策时，他们同样意识到了这样的双重要求。

确实，这样的平衡难以达到：

从传统的、无处不在的“申请批准”体系转为例行注册的、官僚化程度削弱的体系，将会受到那些一直被不合作的官僚机构“踢来踢去”的国外投资者（同样也包括中国企业）的热烈欢迎。在这个意义上，“小政府”是一种优化选择。

另一方面，那些产品容易遭到盗版或者伪造的生产者们，如果知识产权侵犯的因素被清除，他们实际占有中国市场的份额可以增加 50% 、 60% 甚至 80% ，那末他们会非常乐意看到“大政府”介入、并惩罚那些盗版者和造假者，他们希望的不是更少的政府干预，而是更为有效的、高效的——同时也是更为诚实的——政府。

综上所述：外国投资者，至少是大多数美国投资者，抱着长远打算来到中国。他们明白中国的商业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是特殊的，并且处在持续的变动和变迁之中。他们努力理解这一变动的环境。他们实现“本土化”，确切地讲，他们在技术和管理职位上雇佣中国员工，力求快速和充分。他们并不要求中国如同一位美国参议员曾经对上海所下的预言那样，简单得“就像堪萨斯城”。

大多数外国企业并不真正期望在短期之内成为完全的中国公司（那样的话未免要求太高！），但他们期望以一种迅速的、有秩序的、不受歧视的方式，充分的融入到中国经济，也包括中国的法律和法规环境当中。他们期望中国能有一个有效运作的、日渐宽松的制度，使得那些在中国的投资公司能够在此制度下顺利地、并且可被预期地运转。中国已经在短期内向这样的制度跨进了大步，但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毫无疑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履行至关重要，在未来的许多年内，它需要世界和中国持续和强烈的关注。

正如我们的中国朋友所知， 2000 年美国的商业团体努力说服了美国的立法者，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给予中国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地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怀有一个真诚的信念：中国获得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对于中国和他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在中国的入世协议中，中国勇敢地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款。原外经贸部在进行协议谈判的过程中，在将持续的“改革开放”原则转化为一个严肃的国际协议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外经贸部，也就是现在的商务部，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尊敬，在今天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再一次赞誉。

此刻，时隔两年，我无法找到有足够分量的词句来强调中国按时、充分地完成她举世瞩目的世贸承诺的重要意义。

倘若考虑到中美贸易在美国的政治敏感性，那么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和美国商业来讲就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各个方面的市场开放规定、歧视性待遇的取消、对外国商品非关税壁垒的减少，以及中国入世协议中其他的核心规定，都必须实现，不仅是简单的宣称，而是切实在实践中加以实现。请让我试着解释为什么它是如此重要。

首先，我相信中国的领导者们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完整地实现中国的入世承诺，尽管在一开始会遭受阵痛，但或许却是促使中国顺利发展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由于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不想再进一步进行评论。

其次，我意识到，中国发现在其入世承诺中，有一些部分，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双边协议谈判中最早涉及的一些条款，并不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似乎认为每年一度的日内瓦贸易审查机制不令人满意一样。当然我也已经意识到，一些反对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美国反对派，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念头。美中之间陷入彼此辜负和缺少信任的相互指责的可能性，还依然存在。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对此可能也会亦步亦趋。

而这恰恰是中国需要出色而彻底地履行她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核心义务的重要性所在。有一个政治上的事实是，在一个社会当中，自由贸易受益面甚广，但并不值得称道，相反，自由贸易所造成的伤痛波及甚窄，但是却会激起强烈反应。在诸如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那样的政治体系中，那些由于商业扩张而受到利益损害的人们的呼声，比那些从一个开放的商业体系中获得大量利益的人们的呼声，要更加响亮，且更有政治影响力。

换种说法，那些享受着由中国进口带来的公道价格的美国消费者们，经常保持沉默。人们不会给议员写信说：“因为便宜的中国进口货，我今天节省了五十美分——请制定更多的鼓励贸易的法规。”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雇主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而失业的人们，却会大声抱怨，并且会给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写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过去数月中，中国境内的美国投资在政治上显得十分敏感。

因此，这正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中国切实地、高度清晰地、有效地执行其关键的入世承诺，绝对是势在必行。一旦有延误、回避或者仅仅是无力履行承诺的纪录，美国与中国之间因日益失衡的经贸关系而产生的政治问题，将有可能变得更为严峻。在过去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从相同的角度重复着这样的观点，收效有限，但是这一观点在今天仍然有效。

结论

我生活在华盛顿，但是我的工作却与中国有关。当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令我感触颇深的是，在北京、上海或者其他中国城市工作的我的美国朋友们的乐观情绪。作为那些在中国有着巨额投资的公司的代表——这些公司通常有在未来进行更大规模投资的计划——这些美国朋友表达的他们对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意，和他们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情绪都给像我这样的访问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这些公司中的资深人士和我一样，对于中国在短短时间内实现了如此巨大的改善，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

对一些美国投资者来说，经营已经变得程序化了，就像它们在本土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业务一样。我猜想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和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和提供服务也正变得程序化。对于这些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地方。随着这样的常态的到来，更多的外资将被吸引过来。

然而，对其他公司而言，中国还远远不够“正常”。时光流逝，但是管制和其他障碍却还依然存在，或者仅仅是被新的障碍所代替。令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政策改变，彼此冲突的管理规定等，比比皆是。政策制订的透明化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世贸框架下的无差别待遇也只是水中明月。

中国现在每年吸收 500 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这的确是中国已经取得飞速发展的一个证明，从许多方面看，证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投资国。正如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说，她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众多著名的会员公司中，有许多都在中国有重要的投资，这又一次印证了以下事实，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以及具有国际水准和竞争性价格的经济能力，使中国为全球的投资者们提供了许多良机。

然而，中国还将创造新的记录。我深信，我们商务部的朋友们对于如何最好地、继续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增强中国经济实力，比像我一样的访问者更加清楚。我衷心祝愿所有国家都能战胜与他国贸易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坚信中国将会一如既往地维持坚固而长久的经济与商业联系，不仅与美国 ( 它的投资只占到在华外国投资的十分之一 ) ，而且与世界上所有开放贸易的国家。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