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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国际投资论坛:睿智导航专题(文字实录)

    
发布者: grace
     时间:2013-9-9 17:52:00

 

  随着新型智能网络的充分应用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不断重塑,未来跨国公司服务供应链网络必将不断拓展,服务业全球化将掀起新高潮,服务业跨国转移与外包空间巨大。本届论坛将围绕现代服务贸易的热点,突出区域性经济合作、服务业跨国投资、服务贸易与服务外包等方面进行研讨。
直播预告:2013国际投资论坛将于9月8日在厦门开幕,8日下午举行主题为“现代服务贸易与全球投资”的专题论坛。中国网络电视台对此次论坛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现代服务贸易与全球投资论坛,首先介绍一下参与这次论坛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两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哈米德·马姆杜先生,他是全球贸易专家,也是世贸组织服贸司司长,还有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研究院教授Pierre Sauve先生,接下来要欢迎三位嘉宾,分别是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先生,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华敬东先生,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洪晓东先生。今天来到现场的五位嘉宾,我们要谈话的是世界服务贸易和全球投资,提到服务业,大家有很多熟悉的,比如餐饮、旅游、教育、金融,也就是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哪些行业是我们并不熟悉,但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呢?首先要请在场的五位嘉宾和大家解读一下,有哪些行业是属于现代服务贸易领域,但我们并不熟悉,从洪司长开始。
洪晓东:这个可能比较传统,这也是一个大家认识上的问题,就是建筑业,很多人把建筑业当做制造业,包括工程、设计、建筑本身等等都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敬东:我本身是从事资本市场的,所以金融服务业也是一个很大的服务业。
王新奎: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服务数字化,大家都可以用数字化来交付、快捷消费,我认为刚才讲到现代服务业是一种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比如传统的医疗服务,它必须面对面交付,但是在数字化的交易下,它可以跨境交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主持人:谢谢王总,王总给我们解读了为什么要加上现代两个字。
哈米德·马姆杜:分销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分销是产品生产和产品交付给消费者中间很重要的环节,而在现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有很多交付的形式,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电子商务,通过我们的电脑屏幕购买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服务贸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Pierre Sauve我认为还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我自己也是在教育行业,教育是发展最快的现代服务贸易中间的部分,当然也是和我们的数字化革命非常相关的部分,像现在大家有可能通过远程教育进行教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中国,像环境的服务,像废物的管理和处理,减少废物的毒性,包括减少碳排放,这里也需要很多在环境方面的工程,它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听了几位嘉宾的回答,大家应该切身的感受到服务业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发展程度,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现场的大屏幕,我们看几组数据。首先我们看一下服务业在各个国家所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70%,美国是80%,韩国是70%,香港地区达到了95%,而发展中国家是有一定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0%,但中国的数字是低于这个平均水平,是 44.6%,这个差距不小,所以接下来请各位嘉宾拿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和中国来作一下比较,为什么我们有 这样的差距,差距在哪里?
洪晓东:GDP如果反映的是经济总量和GDP增长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是另外一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反映了竞争能力。我们看到我们的比例比较低,确实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空间很大,拿美国来比,因为我们GDP是世界第二大,美国是第一,美国服务业GDP比重是达到80%,我们的GDP虽然是第二,但美国服务业占GDP的增加值就超过了我们整个GDP,反过来看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我们于是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但这并不能反映出我们的竞争水平,反而能看出我们的制造业发展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将来要更多的发展服务业,着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服务业本身就超过了我们整个经济,这很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服务业GDP还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服务业是我们就业的吸纳器,美国的就业机会80%是来自于服务业,我们中国的差距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将来可能更多的要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把服务业更多的作为一个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行业,对于将来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差距,但我也看到了机会,将来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有几个方面:第一,消费,比如汽车消费,汽车消费在下降,家电消费也在下降,服务业的提高意味着我们以后的消费要更多的转向教育、旅游,我们所倡导的信息消费。将来真正的经济发展是研发服务,更多是金融的创新,更多是互联网带来的新增长,我们和美国比确实有差距,但服务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机会,不管是消费还是内生服务业都是有差距的。
哈米德·马姆杜:非常感谢欧阳小姐,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个论坛的一员,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大家也知道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民营企业的融资,我们非常关注民营企业的融资,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民营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使得我们的人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水平提高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IBC有250亿的投资是给予新兴国家,特别是它的民营企业。我想特 别关注一些和现代服务业相关的领域,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小企业所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我们所需要的政策支持。欧阳小姐也提到了现代服务业的数字,中国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现在正在进行城市化 进程,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结构的重组,有一些数字非常重要,2012年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是36%,马来西亚是69%多,而韩国占了70%,新加坡占了85%,澳大利亚也是非常多,在美国也占了80%以上,就像洪司长刚才所说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金矿,这个金矿不但使我们的GDP产出更多,而且再就业上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谈到全面发展和长期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世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就业方面现在到2020年之间,我们需要创造超过6千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够满足我们未来的需要。世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就业方面现在到2020年之间,我们需要创造超过6千万个工作岗位才能够满足我们未来的需要,因为很多人把工作的机会当成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非常渴望去就业,而这也使得我们能够摆脱贫困的困扰,同时也能够减少社会动荡,所以服务业的发展意义比我们的经济动力更加重要,它是很多人摆脱贫困更加快速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也能看到所有的就业中有90%的就业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如果服务业能够快速的发展,这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民营企业的发展会使服务业也得到重要的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会使得服务业获得强劲的增长,这就是我想说的。
主持人:服务业和就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王新奎:这个问题应该从深的层面去思考,大家知道关于服务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所占的比重,曾经有一个研究,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服务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提高。当初这个严重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从最近的发展来看,其实服务业比重迅速提高,特别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很重要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分工,原来属于制造业的部分,像美国最典型,属于农业的服务功能都从原来的农业和制造业当中分离出来了,成为了独立的部分,这样服务业比重在GDP当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分工不充分,所以巨大的服务部门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制造部门里去了,比如像研发、培训、生活服务、财务服务、金融服务、运输、物流、仓储、咨询等等,这些过去都是在制造业里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分出来,所以分工极为重要。最近为了推动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我们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先在上海试点,然后推向全国,营业税改增值税,可以把成本作为增值税的抵扣部分,很多大型企业就没有必要把服务部门放在制造业里面了,这个效果相当明显,服务业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由于分工的越来越细化,不但服务业从传统制造业分出来,而且服务业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化,分工的结果是效率的提高,所以一个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就出现了,过去餐饮业没有分工的问题,现在研发、软件开发这些行业分工已经到了中高阶段,我们的平台搭建起来了,效率就大大提高。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要从多维的角度去思考,总体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但其实它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水平不应该这么低,服务业比重不应该这么低,如果能够通过分工,通过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我相信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迅速的缩小。
主持人:王总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现实的正在进行的解决办法,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是值得我们中国借鉴的?
王新奎:日本在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到80年代的泡沫出现,它的制造业当初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那个时候有日本威胁论,和现在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后来泡沫经济出现以后,到90年代日本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日本的服务业是很低的,甚至有一个法律,阻挡了大型超市进入日本,更不要说银行、证券、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因为80年代我在日本,我很有体会,到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我刚才和大家提出分工和生产的问题,这决定了你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结构的转变,这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像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现在都走下坡路了,说到底就是服务业不行,制造业得不到服务业的支撑。
主持人:我相信哈米德·马姆杜先生对这方面非常了解,刚才王总以日本为反面典型,你同意吗?
哈米德·马姆杜:我同意刚才王总介绍的日本的案例,我非常赞同他所提到包括服务业这座金矿的概念,对于服务业在中国GDP的占比很低,这尤其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但我们政府还是非常关注服务业的,我看到“十二五”计划中已经把服务业作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政策的导向已经充分的反映出政府对于服务业的理解,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服务站GDP的本身,我们更关注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我是来自于埃及,以埃及为例,我们作为全球新鲜疏菜第五大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蔬菜大国,在我们出口方面做的并不好,大部分是在国内消费,大家知道原因吗?因为我们的服务行业是失败的,从现场装到超市的货架上,我们从最开始包装、冷冻、冷运、分销的供应链做的不好,中间有大量的浪费。这样的模式和大量发展中国家类似,这和整个服务业在中国的战略愿景非常一致,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也需要服务业的支撑,达到45%,其实也代表着我们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对于政策的导向是非常好的,我们还需要工具,需要非常好的教育,需要财务、金融方面落地。
Pierre Sauve我想把中印两国作一个比较,对于全球经济体公共的分类,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的后台,对于整个行业,我们看到印度服务占GDP的占比非常低,总体而言,服务的贡献在出口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服务的多元化比印度多元化,我们要关注这个数字,我们要看到后面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数字比较低,可能是统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报告的精确度并不是那么准确,现在的服务经济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现在很多服务业还是植根于不同的制造业,制造业对中国而言又非常的重要,这被一些面罩遮盖了。说到印度,从一定程度来说,印度经济体表现非常好,像IT和外包服务都做的非常好,这也代表50年以来,印度在顶层工程的的副产品,但印度的基础设施还不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印度是作为民主化代表的缺点,但我们还是要相信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模式是根植于大环境,当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是农村国家,很多人是从农村到城市,并不是进入到服务行业,那个时候需要很多的人力资本,随着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的释放,很多都释放到了制造业,而不是回到服务业。我们看目前的情况,中国人均收入期望到2020年是12000美元,这样会产生需求的上升,这些需求会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我们的医疗、社会、娱乐、教育、旅游等等需求都会上升,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数字,我们关注的是一条道路和方法。如果我们看服务经济的多元性,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实体基础设施做的非常好,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未来还是非常乐观,因为我们的收入会提高,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经济有一个平衡的状态,中国的经济平衡做的不好,这个占比在未来几年会大大的上升。
主持人:刚刚我们看到了各国国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接下来看贸易方面,全球平均水平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20%,中国只有10.54%,Pierre Sauve,您觉得除了本身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够之外?还有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差距呢?
Pierre Sauve我想可能很多重点就是在服务业的连续性上,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主要是受到一些经济模式和业务模式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和出口大国。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受到制造业占比大的影响比较深,但是看十年以后,我想中国的数字会比现在有很大的改观。比如像中国的数字技术非常快,这也值得服务业发展得到非常大幅度的提高,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这个占比不是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出口,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去证明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并不会导致它的工业增加值的增加,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中国在这方面会受到附加值的影响,中国的产品质量在进一步提高,我想也许在未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竞争力,使得我们的外资投资质量更高,而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本身,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服务业占比在贸易中的提高,我想重要的就是整个经济质量的提高。
哈米德·马姆杜:我想还有一点,在这里看到这个图,我个人比较关注数字的差异,一个是20%,一个是10%,像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支付情况,这个数字不是基于投资的交易获得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数字特别关注中国的出口,这是中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看过去几年,特别是2007年到2010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贸易减少了20%,中国的直接外资投资却增加了一倍,而且都是在物流、交通等等和服务有关的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是战略性的行业,比如金融业和电信业。在服务业出口方面,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本身比较负面,但是我的理解是比较正面的。
主持人:洪司长,您应该是最了解这个数字,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信息。
洪晓东:我先把中国服务贸易的明显特点给介绍一下:第一,我们的排名不低,进出口额还是比较高的,2012年是4700亿,是世界第三,排在美国和德国后面,这个是靠进口;第二,非常大的逆差,我们的逆差是900亿,我们的货物顺差是2300亿,服务存在着900亿逆差,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我们的顺差是2300亿确实反映出服务出口和货物出口相比稍微弱一些,美国一直报怨存在很大的逆差,美国在服务贸易的平衡方面,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达到2000亿美元,所以美国存在大量的顺差;第三,我们的构成是什么?我们的服务出口质量在哪里?传统的服务出口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最主要的是旅游,大量的旅游消费占了很大的部分,另外就是运输,旅游和运输占了将近60%,像咨询、计算机、信息、金融广告这几年的增长很快,但是比重还是比较低,这和美国有一些反差;第四,贸易伙伴,第一个是香港地区,香港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然后是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从贸易伙伴来讲,还需要多样化。我们的特点比较突出,谈到潜力,结合两位外国专家提到我们将来的政策导向和空间,我认为我们有几个比较有利的地方:第一,增长速度很快,2012年增长速度超过12%,全球平均增长速度是2%,我们超过了10%,如果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刚刚哈米德·马姆杜先生也提到了“十二五”规划,目前发展和规划是一致,如果维持11%-12%的速度,在今后五年也有可能翻一番,意味着我们的比重会上升;第二,我们存在900亿逆差,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逆差,在服务方面存在逆差是好事,因为我们需要这900亿的服务,我们进口的服务是服务于我们的国内制造业和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水平,比如我们进口大量的金融、电信、咨询服务,对我们吸引外商投资都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不用刻意的追求顺差;第三,结构,虽然我们目前在传统行业的占比是60%,但是我们看到潜力正在显现,比如刚刚提到的金融,目前国内16家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有1050家,我们的银行开始走出去了,超过了一千家的海外分支机构,海外获得利润达到169亿美元,高端的服务业开始走出去了。在互联网领域,大家天天手里用的微信,现在微信的海外用户突破一亿,他们用我们的威信,就是用我们的服务。突破一亿是在短短的半年内,半年之前只有五千万,现在已经突破一亿。电商服务,淘宝和亚马逊、易贝竞争。作为一个谈判者,我还是有信心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有很多的机制体制,有很多的政策配套,才能把这个潜力变成现实。
主持人:华总和王总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呢?
华敬东:洪司长用非常精准的数字展现了非常好的未来,1994年我在非洲工作了三年半,除了外员项目,有一些零星的中国服务业,比如餐饮业,今年三月份去了一次刚果金,住进了一家由中国人修建和管理的五星级饭店,这本身就是一个中国服务业在大幅度提升的例子。在迪拜有很多中国人在那边,尤其是旅游业宾馆,我们有很多的专业人员,说到中国服务业出口产业链的升级,其实有一些国家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像菲律宾、肯尼亚培养的会计师、金融人才,不但活跃在本国,在全世界的服务业中都有很广泛的参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埃塞俄比亚,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著名的咖啡出口国最大的外汇产出是它的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所产生的外汇收入是咖啡出口的两倍,这对我们服务业出口产业升级有一个启发。其实德国和中国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在商品进出口上是顺差,在服务业上德国也是逆差,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能够争取在贸易上大致取得贸易的平衡,能够在服务业上有自由的流动,不论是中国的公民还是全世界的公民,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服务,这些服务的价钱比较公道,这就是服务业进出口的宗旨所在。
王新奎:今天这个讨论有一个特点,先统计一个统计数字,要求我们对统计数字进行解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数字指标,思维就有一点障碍。服务贸易也没有关境,WTO的服务贸易谈判当中有四种形式,都不是在关键层面,我们现在的服务贸易统计很大部分是依托于资金流动来统计的,经常账户,特别是资本账户,不是在贸易账户,贸易账户中有一个其他类,包括运输费这一类。特别是我讲服务数字化的情况下,统计的纰漏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当中进口的发展方向不能单单依靠统计数字作为导向,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比较利益还是起着作用,我认为从理论上来看,货物贸易的比较利益和服务贸易的比较利益是矛盾的,因为货物贸易需要劳动力,需要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但服务贸易不一样,服务贸易按照现在的概念来看,结构上的差异,实际上是要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成本肯定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对于服务贸易来讲,就是一个比较优势削弱的过程,一般处于服务贸易竞争非常强的阶段,同时服务贸易竞争力弱一点,这是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同意洪晓东的意思,服务贸易要进一步的开放,然后让老百姓能享受到世界上最便宜但质量最优的服务,因为这是我们的劣势,这样工人阶级的福利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哪一天我们的服务业比较优势很明显了,应该把我们的优质服务让全世界去分享,这就是我们在谈判当中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根本要义所在。
主持人:的确,数字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接下来就不拿数字说话,直接让各位给我们更加清晰的观点,或者是数字。接下来要请大家拿出你们身边的白板,刚刚各位说有差距,但差距就代表了未来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我们要更填补差距更快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技术资金?还是政策?
王新奎:服务业有一个特点,以中小企业为主,它的思维模式创新非常平凡,它对个人的主观能力性要求相当高,不像制造业,就像福特汽车厂,过去我们年轻的时候要求我们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工厂的螺丝钉,服务业不是这样,特别是现在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条件下,服务业是充满了生机,最能够实现个人的梦,非常丰富多彩的领域,现在的明星都是服务领域的,不像过去崇拜福特、勒克菲勒,现在的明星都在服务业,特别是是在数字化服务和智能化制造领域,所以人就极为重要。你的制度、教育、文化、价值观,甚至是你的家庭,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关键的,所以我说的是人才,我是从这个角度讲。
主持人:谢谢王总,不仅是人,还得是人才,有没有和王总答案一样的呢?华总你的答案是什么?
华敬东:其实跟王总有一点像,就是教育和培训,为什么?
哈米德·马姆杜:我们的答案非常类似,我们会关注教育培训这两个主题,因为它很重要,中国有越来越多可贸易交易的服务,不同于肯尼亚菲律宾这些国家,有很多贸易专才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就业,对于中国,我们要有那样的培训,无论是有关是语言、职业技术,这些教育都非常重要,这非常符合王总提到的培养人才,有了这样的人才,国家的价值链也会往上走。再说一个数字,我们相信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数字,数字本身有一定的误导性,如果我们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制订者给他们提供合适的工具,WTO世贸组织会把服务贸易数据库打造好,这非常重要。
华敬东:创造竞争的环境,我在这里首先得同意前面两位嘉宾的意见,我认为人才非常重要,我先让步一下,我看了2012年高校毕业生有680万人,我们的中国的人才不缺,这680万毕业生有没有创新能力?这已经超出了人才本身,你要有创新,应该要有制度。说到教育,刚刚提到很多在国际上提供服务的语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工程师、建设师、软件编程师、金融分析师,这都需要很强的资质,这是专业化的人才,所以我觉得人才很重要。如果有了人才,我个人更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现在有一些行业只有一些人可以做,另外的人不可以做,很多人才到了美国成了真正能做成事的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是破除体制的障碍,比如金融、电信行业,这些行业并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目的就是释放社会资本的巨大潜力,也就是说让所有想做的人可以做,这一点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所有人都能做,有资质,能够创新的人来做。释放社会资本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和个人。还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外国的服务业可以到这个市场来提供服务,公平的竞争,我觉得不光是带来新的服务新的理念,这对我们很重要,比如保险以前是没有保险代理的,比如快递,以前只有邮政,今天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快,还有公平进入的机会,刚才提到的医疗、养老、教育,政府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别的人又没有机会,所以我在这里想强调要有一个竞争的机会。
主持人:还是政策和制度。
哈米德·马姆杜: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同意了,我非常同意洪司长所说的,我们提高的人才、培训、教育都非常的重要,我想要强调收入和发展过程中间也有一些差别,对于金融方面得到位,包括人力资源的到位等等,在另一方面,整个监管的环境同样重要,的确能够释放所有的能源资本,从监管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保证有一个真正的竞争环境,提到世贸组织的自由化,我们会提高竞争概念,我要强调的是自由化不是去监管化,对于国家而言,去监管有可能会导致过度的竞争,或者是市场过度垄断,或者是被一些既得利益控制,这些会带来一些灾难,我们已经看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像加拿大进行了自由化,而且它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很大的冲击,他们也没有很多有毒的产品,像欧美这些国家就有很多。自由化真正的精髓就是公平的竞争,有这样公平的环境,才能够让适者生存。另一方面,在竞争的大环境下,它能带来社会后面的中坚力量,包括教育、医疗细分行业,它们都是要服务于社会的政策。此外,我们也可能看到对于任何的监管环境,它也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资本,不仅是关于提高利润,我们也必须要保证整个社会贫穷的人也有机会获得这些服务,这也代表了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我的核心就是竞争。
主持人:我们知道WTO是把服务贸易纳入到了多边,这些年WTO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上进展不是特别多,之后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动作?或者有没有给中国更多的机会呢?
哈米德·马姆杜:您说的非常正确,大约在2001年11月以后,我们参与了多哈回合的谈判,这代表了一系列不同的谈判,包括市场准入、生产产品的自由化,包括不同的农业产品自由化,不幸的是多哈回合目前是停滞不前,现在还没有签署完成,这么多年来,服务方面的谈判重要性还不如农业,或者是其他非农市场准入的谈判,这也是它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因,我们希望多哈有朝一日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下去。就像今年12月份在巴厘岛进行的会谈,目的也是希望多哈回合能够继续下去,放眼整个服务事件是动态化的,还包括了很多国家,包括把这些服务议程向前推动,还有农村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不同的国家来做。另一方面,当WTO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创意可能会回到WTO,同样需要框架来推动未来的发展。
主持人:您所写的也是竞争吗?Pierre Sauve?
Pierre Sauve既有竞争,也有人才的培养,我写的是人力资源。我们用三个不同的方式讲了同样的观点,你们刚刚提到的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服务需要制度和政策设计,需要我们促进竞争环境的发展,当然也发展对人才培养,都非常的重要。在竞争的政策之外,刚才讨论的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重要的动力,就是知识,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无论是它们的个人收入,还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你都会发现他们的服务业发展占据了经济中最为主要的部分,这和他们的知识发展、人力资源价值和教育投入密切相关。举一个例子,印度也有很多的思考都是在服务业发展上,他们认为教育是他们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他们也认为他们和中国有很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教育,我们也可以看到教育决定了将来能够给予什么样的想法和灵感,如果我们想获得更多的贸易自由化,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更多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我们知识水平越高,我们的公民对于获得更好的社会的呼声就越高,他们也就更加有能力意识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包括环境、生命科学等等不同方面,所以教育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方面。
主持人: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可以弥补的。接下来介绍代表中国服务贸易的缩影,他是一个企业主,他的企业很特别,叫真爱花店,店主叫蒲意(音),今天也来到了现场,你的花店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蒲意:我们的花店和全球任何花店都不一样,要求一个用户一辈子只能送一个人花,用一个帐号,我们也是世界上最贵的花店,12朵玫瑰卖999块钱,我们是到厄瓜多尔找世界最好最大的玫瑰,空运到北京,在北京找到非常高端的花艺师进行包装,放在一个盒子里,用帅哥加MINICOOPER来送花。我们今年1月份成立,当时没有想到市场会这么火爆,在七夕之前,我们在天猫的排名是所有花店排名第一。
主持人:你们卖的不是花,是创意,可以这样说吗?
蒲意:我们卖的不是花,而是一个品牌,服务业的升级重要的就是认可服务的价值,如果只是卖一个花,它的成本是多少钱,没有人去修剪、包装,包括后面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创意,我觉得服务业没有办法升级。
主持人:所以提到的名字很有意思,rose only,你们公司的利润率比其他的传统花店高多少?
蒲意:我觉得我们的利润率和传统花店的差距不大,我们通过良好的管理,我们是订单制,我们做到了零库存,在厄瓜多尔用剪刀剪了一支花之后,就会换一支剪刀,因为怕感染,因为我们只接受预定制,定好了马上就发出去。可能传统花店的成本会比我们低很多。
主持人:这就是现代服务贸易,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刚才在人才、环境和竞争环境都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短片。
主持人:这就是现代服务贸易,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刚才在人才、环境和竞争环境都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看一个短片。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政府提供更高环境的试点,大家对于自贸区有很多的猜测和期待,特别是在金融方面,您能否告诉我们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呢?
洪晓东:这几天有无数人问我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什么,我这几天花了很多时间去回答不是什么,事实上,自贸试验区很大程度上是和今天的主题有关系,试点的行业范围是23个服务领域,中国要求投资领域方面要有新的突破。试验三件事情,一个是投资准入的管理机制,一个是营商环境,第三个是贸易便利化。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调整过程中,对服务业环境的要求是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现在整套管理体制,包括投资总额管理体制,实际上都是顺应当年制造业和后贸易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是用管制造业和后贸易的方法管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这是现在的主要矛盾。服务业有什么特点?第一,服务业以中小企业集中,中小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进行卡跨国经营、投资,它对投资环境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大型跨国企业,它就要更透明、公平、教育成本更低。第二,它是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的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对投资的各个环境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甚至包括贸易便利化的通关,因为是中小企业,所以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就高,因为它负担不起这么高的财务成本,这样就要求中央在上海的自贸试验区里面对整个服务业管理体制、经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进行试验,探索出一个新东西出来。这不是优惠政策,不是搞一个政策洼地,它是一个试点,另外它可复制,这个试验政策在一定的年限里可以复制,如果不能复制就没有意义了。有人评价这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启动是标志着改革的重大举措,极类似于当年加入WTO,又不同于当年加入WTO。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大家就会以一种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要求来参与这件事情,试验区不是实体的集聚,它是政策的集聚、改革的集聚,它的溢出效应不是有多少税和产值,而是有多少改革政策的溢出效应。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把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当年的深圳特区进行比较,因为当年的深圳特区的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您觉得上海自贸试验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洪晓东: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经常给大家回答不是什么,另外我还给大家讲任重而道远。快要三十多年了,现在看深圳,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们这些过来人,在80年代初推动深圳特区的时候是非常艰巨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新一轮的转型和改革,道理是一样的,也是任重而道远,我觉得它最大的效果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显示这一届要改革,这一届政府的改革眼光很宽,魄力很大,但重要的是迈出了第一步,一下子要解决所有的问题,要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这也不符合现在的国情,好在我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比当年深圳好得多,我们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有更丰富的经验,而且我更好的国际竞争实力,在这个历史阶段,如果再若干年再回想当年是怎么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上海自贸试验区这件事情会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最后要强调一点,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它是国家战略,今后它会怎么样,我想你也知道。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WTO的哈米德·马姆杜先生,你有关注吗?
哈米德·马姆杜:没错,从我们这边获得一些有关上海自贸区的信息,但是信息非常有限,可能中国还没有通知其他WTO的组织,可我们还是对它非常感兴趣,包括它的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域,而且我们会关注在这里使用的工具,尤其是技术辅助工具,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开发出来的工具或者方法,但不断在观望而且是充满兴趣的观望。
Pierre Sauve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试点项目,从国际金融公司而言,我们对于上海的期望,它同样代表着一个模式的转变,代表着结构转型的转变,它能够让增长模式变成一个民营企业的导向性,私营企业的导向性,其实也代表着企业家精神,每一个行业想要发展,包括四大挑战,首先是权力的落地,在非洲一些国家,只有10%是通电的,其次是基础设施,道路和交通,在中国不是问题,但是另外一个挑战,一个是关于金融方面的问题,第二是带动更好的监管框架,我希望能够从上海试点当中看到很多进步和动作,能够创造出空间,创造驱动的环境,使得这个行业发展好,也正如王总提到的,大部分的民营公司都是从小规模起家,他们有很大的问题,我要能够获得价格合理的融资,这样的难度很大,在这样的试点当中,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跨地区的交易,这能够让自贸区作为非常好的范例,正如像30年前深圳和厦门也是经济特区,因此我对上海自贸区也充满着希望,它也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而且后面也可以被复制。
主持人:我们在内部进行了很多实验和改革,在国际间的规则中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洪司长,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服务贸易协议谈判,很多人把这个谈判的重要性堪比当年的WTO谈判,这个谈判有多重要?进展如何?
洪晓东:他们也提到除了在多哈回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多边场合,我们中国在参与,由于目前的谈判遇到了困难,但我们还是要在年底的会议上做最大的努力,把多边作为核心的重点,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一个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这么重要,由于在多哈遇到了困难停滞了,美国的贸易总额那么大,势力那么强,他们不愿意在多边停滞的情况下没有作为,所以联合了一些在服务领域竞争力强的成员,想推同TISA的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正在积极的研究,比如像约束开放现状,推动自由化,信息的自由流动,还有一些新的纪律和规则,将来自由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规则,要建立更多的规则,这个规则一定是有利于自由贸易规则,是规则的提升,一定是在规则和准入两个方面都要往前走,中国把服务业作为转型升级的重点去发展,我们也在研究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利于中国发展服务贸易。
主持人:能够有助于我们发展到什么水平呢?
洪晓东:前面看到专家的讨论的结果,我们确实有差距,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在服务贸易上,我们确实有差距,我觉得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但有一句话是经常用的,就是开放促改革,开放促发展,开放促创新,我们希望服务业的开放能够促进服务业的创新,政策已经有了一个方向,Pierre Sauve也说人均GDP到了一个程度,客观就是到了一定的时期。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讨论和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天的论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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