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类比
Valentino把社会比作蜂窝，而个人则象和谐工作的蜜蜂。他们的活动和合作构成了社会。正如人们的定义，SCR的意思是通过志愿性的商业行为以及对企业资源的贡献来完善社会的义务。
Valentino以四个层面的责任作引证，来举例说明CSR在商业和社会中所做的相互作用。在第一级层面上，商业不得不承担“经济责任。”换句话来说，它必须赚钱。在第二级层面上，由于商业就象任何公民和组织一样，必须遵守它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因此商业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在第三级层面上，公司必须跟随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标准，因此它也承担着“道德责任”。最高一级层面是志愿性责任，这意味着企业为一些由社会所期望的，概念并不鲜明的社会责任所扮演志愿者的角色。
“你不一定要负这样的责任，但是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将使你的工作做得更好。”Valentino说。
Valentino认为，商业道德应该归结于个人。他说：“你不能说安然，Tyco, WoldCom等这些公司没有商业道德，只是它们被一些作出错误决定的人操控了。”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Pfizer Pharmaceuticals）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美国商会理事长安高博(E.Allan Gabor)举了个例子：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发生后，一个中国医生接到命令，24小时内飞往泰国帮助抢救伤员。他并不知道这一走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尽管他代表的是他任职的医疗机构，但这也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安高博说。
由于某些因素，对道德价值的关注已经成型，或者受到“驱策”：正如Valentino引用《经济学家信息部白皮书》所说的，最近的商业丑闻给行政总裁们带来的思想负担越来越大。他说：“众多公司正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和报道。”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BMW)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施润博先生(Eberhard Schrempf)强调，他们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所使用的3-R策略，包括资源（Resources）、信誉（reputation）和风险（risk）。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行政总裁George Yuen
竞争的好处
“许多年以来，社会的发展目标是慈善事业，并且被看成是与商业目的分离的，没有基本原理的概念；‘做事好’和‘做好事’被看成是毫无关系的两个目标。但我想这种想法正在改变。今天出席圆桌会议的众多组织所体会到的最先进的改革和竞争优势是最开始时把社会环境考虑因素编排成商业策略，”Valentino引用惠普公司前任女总裁卡莉·费奥莉娜（Carly |
换句话说，“做好事”可以帮助“做事好”。“做好事”可以提升企业在消费者、投资者、员工和社会中的形象。“做好事”与企业身份结合在一起，为建立公司信誉打基础。
Valentino把“博爱”定义为金钱与良知中的仁慈和理想的最直接的表述。“慈善”也是所有社会能力中最传统的，也是通常采用响应性和自律性行为的一种社会积极性。
另一方面，SCR包括了通过选择重点以及把慈善行为来联系于公司的发展目标，以获得更多战略方法的行为。
奥美公关中国区总裁柯颖德(Scott Kronick)用他们一个客户作为例子。两年前，这个客户考虑捐献两百万元给慈善事业。“他们每天干的都是与公司运作有关的事。” 柯颖德说，但是他们打算要做的慈善事业却与他们商业上的策略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国BoozAllenAamilton大中华地区常务董事Edward tse
Fiorina）在2003年一个会议的讲话时说。
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区行政总裁Robin Chi举了个反面的例子。去年某一天，当Robin Chi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的血库缺少A型和B型血，并且在全市发动捐血时，他作出了给一万个捐血者每人奖励一万元的决定。“那天46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你用心和诚意去做的一件小事，也许影响会很深远，”Robin Chi说。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的首席执行官袁金浩提出以下的建议：“不要把CSR说成一项重大工程或者一项大事，不要夸夸其谈。你所说的应该由事实和行动来支持。”
Valentino同意袁金浩的说法，并且用一句拉丁文“facta non verba”（做大于说）来形容相同的道理。
像拜耳这样的公司正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拜耳是全球艾滋病商务联盟(GBC)的成员。全球艾滋病商务联盟的成员包括170余个国际性的、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卓有成效的组织，其任务是运用全球企业界的力量阻断艾滋病的流行。
拜耳同时还资助了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公共卫生以及爱滋病传播媒介的研究项目，以此长远地完善保健监督的平台。
作为慈善事业的支持者，他们经常要做许多与慈善有关的项目，但这些事情可能与他们的商业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例如，美慈组织曾经与中国扶贫基金会（CEPA）合作了一个“小额贷款”项目来资助福建省的农民，给予他们小额的贷款计划。
“我们不是银行，但这样做对社会很有益。” Valentino说。与之相关的是将于2007年在上海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拜耳公司积极地参与到赞助和推广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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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国际银行总经理Phillp Tang
中国国情
社会上的舆论一致认为公司不应该羞于把他们的善行公之于世。“把这种善心公开并没有犯错。人们该知道在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的最初，瑞辉制药捐给灾区的钱比美国政府捐的钱还多。”奥美公司的柯颖德认为。
壳牌中国的企业策划总监Henry Wang说，壳牌已经把CSR作为他们公司重要的行为准则。“对于我们这些合资公司来说，我们希望平衡我们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责任。”
美国咨询公司Booz Allen Aamilton的常务董事Edward Tse认为，中国公司已经在履行一些社会责任，尽管比较狭义，并且“原因各种各样”。中国企业常常倾向于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员工身上，但是对社会的其他方面就有所忽略。随着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他们将意识到有许多全球普遍的社会价值必须受到企业的关注。
当澳大利亚保险集团的市场销售部总经理Jason Li问到CSR如何与中国的传统价值统一起来时。Valentino回应说，当一个企业公民把他自己的价值观扩大到整个社会环境时，中国的价值观，例如家庭观和社会观将成为非常典型的CSR。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高博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CBCSD）的行政秘书长Zhai Qi透漏中国的企业，如中石化，宝钢，一汽－大众以及一些中小企业实际上已经抱着提高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想法，开始实行他们自己的CSR计划。
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的驻地助理代表Luan Liying也回应说，她的代理公司与中国不同城市的60家公司合作推动CSR计划，超过６万家中国公司已经成为China’s Glory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