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马志娟 陈伟）

　　据今年２月５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西部大开发实施５年来，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在西部地区累计投入４６００亿元，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安排５０００多亿元。国家投入带动了社会投入，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发展逐年加快，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ＧＤＰ增长分别为８.５％、８.８％、１０.０％、１１.３％。　
　　５年来，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开工建设６０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８５００亿元。新增公路通车里程９.１万公里，新建铁路铺轨４０６６.５公里。
　　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整个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也在逐渐地改善。与此同时，西部各省市也在争取国家资金投入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招商引资和区域合作的创新之道，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难得机遇。
　　２００４年６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州召开，中国南方９省区（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四川）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首脑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这其中就包括了４个西部省份。
　　对于四川与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向记者介绍说，川粤的合作已经逐步由一般商品流通发展为产业梯次转移，初步形成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互通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合作格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正式启动，中国与６个老东盟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将同时下调相互间关税，到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我国与上述六国间所有正常类税目商品将实行“零关税”；此后，这一“零关税”范围将逐步扩大到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另外４个新东盟国家。
　　对此，重庆市外经委人士表示，重庆与绝大多数东盟国家有着很强的贸易互补性。机电、装备、仪表、医药、化工等重庆的传统强项，正好是东盟国家的弱项；东盟国家的木材、橡胶、铁矿石、特色农产品等，正是重庆所需，关税递减无异于为重庆企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资源供应通道。
　　广西，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东盟是广西最大贸易伙伴。２００４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稳步攀升，首次超１０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也使东盟继续保持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陆兵表示，广西要进一步做好招商招展工作，加大贸易和项目配对力度，提高经贸实效，以商为主，把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办成中国和东盟客商的俱乐部。
　　随着广西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进展，广西海关努力改善通关的软硬件建设，全力打造双方贸易的便捷通关“大通道”，实现广西贸易进出口总值的大幅增长。２００２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２４.３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５.２％，高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３个百分点，实现贸易顺差５.９亿美元，进出口平均通关时间仅为１.８天，通关效率比上年提高了２１.７４％。
　　一些游离于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合作之外的西部省份也在努力迎头赶上，做好招商引资方面的工作。以陕西省为例，西部大开发以来，该省围绕着招商引资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工作。据陕西省商务厅国际投资促进处处长畅士家介绍，陕西省把改善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来抓，包括对交通运输、服务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和信用、法制等软环境的建设，并结合经济体制调整完善投资促进体系，制定因地制宜的招商策略。
　　同时，陕西省还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多次在香港和海外举办投资洽谈会，吸引国内外客商来陕西考察。畅士家告诉记者，“陕西省在能源、化工、产业和人才上都有着众多优势。对于国内外客商，我们将提供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优惠，实行“一站式”服务，欢迎海内外客商来陕西考察和投资。”
　　作为直辖市，重庆市充分利用其在行政体制、产业、物流和能源供应上的优势，在招商引资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据重庆市外经贸委项目处处长蒋中全介绍，西部大开发五年多来，重庆市制定了《重庆市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建立了以重庆投资洽谈暨全球采购会为主的招商引资平台，并进一步完善了外来投资项目的保障机制。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日益深入，一个更加开放的西部已经向我们走来，西部这块沃土也因此迎来了“勃勃商机”，期待着有识之士的开垦。

* 工业基础
　　 建国以来，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交通通信、科技教育等都有了较大发展，为进一步开发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如西安的飞机制造业、重庆的汽车摩托车制造业、甘肃新疆的石油化工业、内蒙古四川的钢铁工业、四川的电子工业、贵州的煤炭工业、内蒙古的毛织业等，西安、成都、重庆更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各省区省会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具规模，为海内外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和投资环境。
* 人力资源
　 西部某些地区教育比较发达，科学技术力量雄厚，如西安和成都各有近５０所大学和超过１６０家的科研机构，以及许多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科研和工程技术人才众多，具有较强的科技基础。西部地区人口２.８７亿，劳动力成本较低，平均工资仅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半。
* 市场环境
　　 西部地区人口众多，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潜力很大的消费市场。特别在各省会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西部各省区与接壤国家有公路和铁路相连，有１５个贸易口岸，具有与俄罗斯、蒙古、中亚、西亚、东南亚各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区位优势，与接壤国家的边境贸易十分兴旺。
* 旅游资源
西部地区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种旅游资源，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众多。如四川的九寨沟、重庆的长江三峡、陕西的秦兵马俑、甘肃丝绸之路上的莫高窟、贵州广西的喀斯特地貌、内蒙古的大草原以及云南、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旅游者。各省区都把旅游业列为发展重点，鼓励外商投资旅游设施建设。
* 天然和农业资源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天然资源丰富，是中国主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重要的商品粮产区和棉花调出区，并拥有多种充足的农业、植物资源可发展加工业，如新疆的水果、棉花，内蒙古的畜牧业等，可供食品和纺织加工；四川及云南中药材占全国已发现品种的５０％以上，适宜发展中药业。
* 能源和矿产资源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十分可观。依据已探明的储量，西部地区的煤炭占全国的３６％，石油占１２％，天然气占５３％。全国已探明的１４０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１２０多种，一些稀有金属的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西部地区水电资源十分丰富，长江和黄河的上、中游都在西部地区，水能蕴藏总量占全国的８２.５％，全国规划中的十大水电基地中有７个分布在西部。

西部地区各省市2000-2004年的GDP及增长率　单位：亿元

注：以上表格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及2004年各地统计公报

编者按：
对于中国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增长而言，拥有一个强大、稳定的私有产权投资市场是至关紧要的。中国年轻的资本市场进展如何？在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从而为资本市场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方面，中国取得了哪些进展？在体制和文化方面，各国投资者需要了解哪些还存在的障碍呢？
《财富》全球论坛于5月17日特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汇丰银行首席执行官欧智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杰克·R·罗德曼、美林国际公司董事长伟凯文、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等金融领域的专家，论道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与机遇。本刊在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即将召开之际刊发此文，以期能够为参加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广大国内外客商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这里我还要强调三点：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加快OTC债券市场的发展；第二，消除不合理的障碍，使更多的商业银行能够参与企业债券市场和其他债券市场；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金融产品的革新和创新，减少在这方面的限制。”
　　“因为中国还在进行资本项目下的管制，所以汇率总是不会对资本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还有香港等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一个比较好的汇率机制，以及这方面的一些改革，有助于增加国内和国际投资信心，对于资本市场会是一件好事。”

——周小川

　　“在西方，总体来说股市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股票多数表现不好，上市的国内企业是国有企业里业绩较差的，业绩好的企业去到香港和纽约上市。国内股市还有大量不流通的法人股和国有股，这都给中国的股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国并不缺钱，但低迷的股市却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发展。”

——欧智华

经济高速发展与股市的持续低迷

　　问：中国经济已经多年维持8%-9%的发展速度，而中国股市却跌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欧智华先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欧智华：在西方，总体来说股市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股票多数表现不好，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里业绩较差的，业绩好的企业去到香港和纽约上市。国内股市还有大量不流通的法人股和国有股，这都给中国的股市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中国并不缺钱，但低迷的股市却没有反映出经济的发展。拉美股市低迷的时候，它们最好的企业也都在纽约上市，这样资本市场就无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对个人来说，70%的现金都存在银行里，银行提供了经济发展绝大部分的贷款和资金，所以经济只能以银行业为中心。
　　问：中国资本市场的很多资金都是海外市场融资获得的。伟凯文先生，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中国股市和经济相脱离？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伟凯文：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原因就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分离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中国政府正采取直接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并于4月底成立了一些工作组来解决股市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等问题。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需要改进。还有两个其他工作组，一个致力于建立法律体系，一个针对非流通股问题。所有提出的问题其实政府都在想办法解决。
　　关于非流通股，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但我认为，如果公司做得更好、经纪人和投资人做得更好，就能应对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健全，在其他一些国家的股市城，也有很多政府持有股，但并没有出现运转问题。我认为还有其他两方面问题比较重要，其中一个是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中国大概在两年前开始引入这个制度，美林、汇丰由此得以进入中国投资，但希望今后投资限额可以翻倍。
　　另外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也让国内的企业有可能投资海外。这些制度都还没有完全建立，但已经促进了价格机制的形成。市场需要这种机制，应该让价格起到指示作用。现在，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境外机构已经可以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运作，把自己的经验带到中国市场。但要摆脱这种以银行金融业为中心的系统非一日之功，这些措施也许并不能在五年内中国市场变得和美国一样，这需要时间。

中国债券市场前景广阔

　　问：周小川行长，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下一步的举措是什么？什么样的时间表才是合适的？
　　周小川：我想重点谈谈中国的债券市场。通常人们谈论资本市场时更关注股票市场，其实债券市场也很重要，它包括很多内容，比如固定收益债券、证券化产品、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等等。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多数的中长期资本市场产品都属于债券市场的范畴。
　　最近，随着证券化的发展，一些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已经和债券市场相关联，比如信用卡业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金融中介机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流动资金，但我们仍有足够的资金用于中长期融资，所以债券市场的发展前景很广阔。
　　我这里有一些数据：首先，现在中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额已经达到了51700亿元人民币，其发展的8年间，总值增加了14倍。其次，在这8年间发行量快速增加。债券和证券化产品已经占到了整个资本市场的86%，这些资本市场产品包括债券、股票和其他中长期融资产品。
　　再次，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不断发展，参与者日渐众多。8年之前，只有16家银行参与到银行间的拆借，但是这个市场越来越大，发展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到现在类似美国电子柜台市场（OTCBB）的机构投资者债券市场。目前，有4520家机构参与了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其中有1600家金融机构、近3000家其他的机构投资者，其中包括很多大中型公司。这8年中，市场交易额以年均133%的高速度增长，预计今年的交易额将达到160000亿元。
　　虽然发展很快，但也有一些问题。首先，固定收益率债券数量还不够；其次，债券种类不全，比如市政债券我们就没有，企业债券方面也有不足；再次，中国的证券化进程还不够快，交易还不够活跃，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里我还要强调三点：第一，要有明确目标，加快OTC债券市场的发展；第二，消除不合理的障碍，使更多的商业银行能够参与企业债券市场和其他债券市场；第三，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来鼓励金融产品的革新和创新，减少在这方面的限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债券市场所占GDP比重很小，但在亚洲国家当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中国银行负担过重

　　问：中国的资本市场严重依赖银行金融业，银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大部分资金，却由此导致了大量的呆坏账。杰克·罗德曼先生，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罗德曼：就周行长刚才谈的问题，我想补充几句。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亚洲其他国家、美国、欧洲都有所不同，其2/3的资金都来自商业银行，而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除了印度，最多只有30%的资金来自银行。我想周行长也同意，除了银行金融体系，必须让中小型企业进入其他形式的资本市场。
　　刚才周行长也提到了企业债券。我们为何要在资本市场里发行债券？为何积极推进证券化进程？目的就在于此。现代银行金融系统建立已经20年了，但5年前我们才开始用国际标准来要求中国的银行金融体系，要求它符合WTO的规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却要求中国的银行金融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完善，以至于无法很好地处理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资产和遗留债务。
　　1999年，中国首次进行银行资产重组，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呆坏账问题，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又一次处理了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呆坏帐问题，为这两家银行上市准备。因为转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两家银行的呆坏账率大幅度下降，但这些不良资产并没有消失，还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上，不过是从国有银行转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整个转移的不良资产额高达5000亿美金。
　　当然，把不良资产集中起来进行有效处理，这个举措是合理的，这样银行才能继续运转，继续提供良性贷款。
　　但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我注意到一个问题，银行的贷款增幅大约增加了一倍。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都怀疑银行能否继续跟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毕竟是它们在支持经济增长。中国中小企业的未偿还贷款是中国GDP的121%，在其他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从来没有超过58%。我对此深表担忧，中国的银行负担过重。
　　最近，央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注市场可能存在资产泡沫，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限制贷款额。1986到1989年，英国和日本市场贷款快速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投机，后来规范市场，日本的泡沫就此破灭。在政策、基础设施、银行系统、监管等各方面，中国和当时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风险评估的缺失

　　问：由于无法从资本市场融资，中小企业都到银行去贷款，而有些银行没有通过应有的风险评估就发放了贷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罗德曼：我觉得首先要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运转起来，让中国企业能够在国内获得资金。你们有那么多的储蓄额，为什么不让人们从储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呢？应该有一个安全、透明的地方让人们存放自己的钱。
　　另一方面，也要保护银行。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遵守国际准则，透明运作，合理贷款，但它们50%的贷款都是给国有企业的。应该让国有企业通过其他市场获得资金，这样银行才能真正商业化，合理进行贷款风险评估，避免受到政治压力，为了维持某些企业而盲目发放贷款。将这两者分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并不是说不做这种政策性货款，而是可以由政策性银行来做，比如国家开发银行。这样我们才能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衡量、监管中国的银行金融体系。
　　问：目前中国2/3的股票市值是国有股，这对市场造成了威胁，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国有股卖了。诸先生，您觉得这个解决过程应该是怎样的？
　　诸立力：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个背景中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不到15年的历史，却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改革过程。长期的解决方案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也有一些短期的方法。比如，在1400多家上市公司里大约有200多家是在H股和B股上市的，已经可以进行离岸交易。我们可以把B股转到H股，然后允许非流通股，包括法人股和国有股，进入H股公司。这些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这可以同QDII的引入，还有社保基金到海外包括香港投资相结合。这儿有200多家公司，因此可能很快就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清理B股市场做得十分透明，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另外一个在短期内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是，由于中国公司所有权的特性，公司治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怎样尽快使公司治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我看来，一个办法就是在香港有300家左右红筹股公司，如果我们允许这些公司通过二次上市等方式回到中国国内A股证券市场，这样会形成双赢，因为这些公司治理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这样我们一夜之间就有了350到400家以国际标准运作的高质量的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期的解决方法。而长期的方法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一开始很多公司是通过配额的制度，而不是通过市场体制上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解决。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

　　问：在我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会进行重估，请问周行长这是否会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状况？现在人们的猜测是否会带来一些麻烦？
　　周小川：我想人们谈论汇率体制主要是看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差额，还因为它会影响到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还会影响到旅游业。因为中国还在进行项目下的管制，所以汇率问题不会对资本市面上――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还有香港等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一个比较好的汇率机制，以及这方面的一些改革，有助于增加国内和国际投资者信心，对于资本市场会是一件好事。
　　伟凯文：周行长说得很对，人民币问题不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十分重要。中国的股市是以散户为主，这没有错，但我们在全世界的经验是，机构投资者应当在价格决定的机制上更有影响力。而在中国及其他一些新兴市场上正缺少这一点。我在这里呼吁政府把这一点和其他方面一样当作重点，我想QRII和QDII这两个机制的引入是很重要的，因为美林等机构可以开始参与并影响价格的制定。我们是做长期投资的，希望QFII的投资额度能够更重视机构投资者。

中国银行体系质量取得实质性提高

　　问：周小川行长，中国银行体系的质量现在到底如何呢？
　　周小川：我觉得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我们进行了几轮大的改革，最近我们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
　　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现在大概有70%至80%的银行达到了较好的水平。这不仅是大银行，还有一些中等的银行。现有的11家中等规模银行中大约70%经营得较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再下一个层次就是120家城市商业银行，银监会很重视这方面的改革，其中有70%银行在重新注资后，不良贷款率现在都比较低了。最后是农村的信用社，全国大约有3万家，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有些贷款质量比较差。近两年来，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革，在未来几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果。
　　总的来讲，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经济体，需要我们在改革中不断提高银行质量。尽管要达到改革预期目的，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认为，我们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商业银行的质量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当然，这还与经济周期等因素有关，对于改革的真正考验可能会在经济周期低谷期出现，我们看看到时候不良贷款率是否会反弹。

本文摘自由中国日报社编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财富·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