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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经济保持了健康的增长态势，关于如何完善基础设施的辩论在亚洲越演越烈。《日经新闻》曾于５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提出要建立东亚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他还计划在12月吉隆坡举行的首脑高峰会开幕式上讨论这个话题，由此把东亚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同时，北京宣布在未来３年里将投入3200亿元人民币，大约为390亿美元，用于2008奥运会的各种基建建设.，其中，超过860个庞大的投资项目均为交通和能源设施。 今年２月，政府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奥运会所需的包括航空、铁路和能源的建设上，而原有的战略性的经济发展重点都被远远抛开。 北京应该考虑从公私合作关系中筹集资金，这就是通常说的PPP模式。 新加坡从欧洲吸取了PPP的经验，已经开始了这种新的集资模式。实际上，新加坡已经决定在未来3到5年内出租价值13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工程给民营公司，允许他们经营大型的公共设施工程。 在PPP模式下，价值5000多万的非核心公共工程都被私人承包商外购，而合同期达到30年。 这种集资方法其实在亚洲以外的地方并不鲜见。从五、六十年代的政府出资到八、九十年代到处都实行PPP。公私合作在欧洲突飞猛进. 法国运用PPP非常成功。但是当英国前几年公共设施私有化遇到困难的时候, 法国也受到了影响。 英国民营水厂坍塌事件沉重地打击了美国1996年加利福利亚州电力供应私有化进程。电力供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公共设施的错误定价导致一直被议论纷纷的美国公共设施私有化倒台。 私有化以及解除公营管制已经证实并非解决英美两国资源缺乏和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的万能药。但他们已经加强PPP模式，作为另一种走向彻底私有化的途径。 北京应该从英美两国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呢？而欧洲运用PPP为交通、能源、体育设施建设成功融资，北京又应该学到些什么来为2008年的奥运会作准备呢？ 欧洲，特别是法国，已经把PPP运用到各种公共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营（DBO）”上了，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焚化厂、直接冷却设备、公共服务隧道以及低安全性的监狱。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国体育馆，这里曾举办过1998年世界杯决赛。但负责DBO的是３家民营的法国建筑公司，合同期是30年。 直至今天，该运动场还在赢利，主要用于举行各种各样的足球赛事、田径赛事、展览会、开设饭馆以及接待各国游客。北京可以效仿该运动场，在 奥运会后有效利用各个比赛场馆。 对于北京来说，PPP模式是走向公共设施彻底私有化的一个有效途径。PPP为私有化和官方的对社会责任的要求搭建了一条桥梁。 最重要的是，公共资产仍然是公有制，尽管他的服务由民营机构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和协议来完成。 而对于中国，外购公共设施的融资既可以推动生产力，又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由此有助于保持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北京可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向国内和国际的建筑公司和银行融资，以更好地准备3年后的奥运会。这包括了运动场馆的建造、奥运村的兴建还有覆盖全市的交通、电力、电信、水、卫生服务设施的完善等等。 为确保PPP的成功，北京必须把四个关键点铭记于心。 订立公平的价格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对民营公共设施运营商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社会的重新分配、再发展以及为民营运营商带来生命力。 定价要切合实际成本。这对于长期确保PPP的经济生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 并且这对于中国交通和能源达到发展，特别是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政府必须警惕潜在的供需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当民营运营商独自管理基础设施的时候。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就是失败的例子。民营公司为了一己之利，在长达６年的时间里，故意压低电力供应量来提高电价。 政府应该确保民营运营商在特许期限内保持连续投资，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民营运营商也应该履行这些责任。 必须构建透明度高的政府架构来确保公平，特别是在规范民营运营商的投资和运作方面。北京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 长期的融资和健全的融资系统对确保和维持民营运营商和消费者的经济生命力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PPP最大的瓶颈毫无疑问来自价格。价格必须对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公平,要达到供需平衡,运营商不能毫无管制地单独管理基础设施，必须与政府合作. PPP模式的最好解释应该是公共服务设施私有化，但并非公共资产或者社会责任私有化。这个规则应该在中国取得成功，中国应该考虑通过PPP来为2008年奥运会融资，以此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中国商务部8月21日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自从6月11日中欧达成纺织品谅解备忘录以来，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势头明显。6、7两月出口均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单月增幅分别达到27.8%和23.2%，完全扭转了自４、５月欧美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所导致的出口大幅下降的局面。 中欧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迄今尚未有一个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作出新的设限决定，美国也两次推迟对我6种纺织品作出是否设限的决定，因此有人认为中欧签署协议对中美纺织品贸易的谈判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但是，也有许多专家表示并不乐观。 中欧签署协议以后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欧盟的零售商开始要求增加配额。美国对此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正反两方面的，究竟哪方面的效应更大一点不仅取决于经济上的权重，还取决于政治上的考量。针对这些状况，中国在谈判中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灵活的态度。 中欧签署协议以来，虽然中国对欧盟出口量得到了一定的回升，但是还远远达不到欧盟零售商的要求。因配额已满，许多欧盟零售商的货物被迫积压在港口无法入关，欧盟的非纺织品生产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甚至英国的零售商纷纷表示要向欧盟贸易委员会上诉。 为何纺织品设限以后，欧盟的零售商还如此青睐中国的纺织品呢？原因除了中国产品廉价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纺织品企业具有更灵活的生产能力和规模优势，中国的纺织品企业已经达到根据设计的改变在2－3周的时间内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与传统的欧盟作坊型企业相比，中国的优势不言而喻。即使与其他低成本亚非拉国家相比，中国的产能和规模优势也是无法匹敌的。这些因素造成了欧盟很难找到类似中国的替代国，因此欧盟内部反对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 美国的国情则与欧盟存在很大的区别，美国纺织品生产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南部的北卡罗莱纳州、南卡罗莱纳州、佐治亚州以及阿拉巴马州。与中国相比，这几个州缺少的只是成本优势，加上今年7月底，美国众议院以217票对215票，通过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在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的关键时刻达成这样的协定，固然是有出口高科技产品的因素，但是中美洲国家贫穷落后，对高科技产品的消费能力实在有限；美国为在对华纺织品设限以后寻找廉价纺织品进口地的居心不言自明。本国的产能和规模优势加上中美洲的廉价产品，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把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不利影响消弭到最小。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政治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以来，美国对工业贸易的各项政策都在不断地变化，但是对农业的补贴和保护政策却从未出现过大的波动，这主要源于美国国内保守力量的强大。相对而言，美国进口零售商的政治影响力就显得人微言轻。除此以外，美国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经济外交，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早已被抛至一边。 因此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将是长期的、艰苦的，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推迟达成协议对我们来说，将会造成在美国市场的巨大损失，国内纺织品企业也面临着进一步整合的压力。现有的策略是中国应该在谈判中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态度，争取早日达成协议。这一方面可缓解国内企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给美方留下积极务实的影响，增强美国进口零售商的政治影响力。 |
本报讯 （记者 李文芳）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蔺高廷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为扩大加拿大和中国的投资贸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