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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9.7  


    东亚地区正处于新的发展时期,各国在投资合作方面有很大的潜力,而这样的合作对该地区的发展也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虽然东亚还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该地区目前正处于一个和平时期,这有助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地区经济发展。
在过去的30年里,东亚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地区,其年均经济增长率是全球平均率的两倍。这也表明,东亚各国已经找到了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30年内,东亚还将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将比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同时,东亚的经济增长将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
    在过去的30年里,无论在规模和深度上,东亚各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2004年底,东亚各国区域间的贸易值占其外贸总额的54%,比1980年增长了20%。
    这表明,区域间的合作取得一定的发展后,将有助于该地区各国的国内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也必将有助于各国之间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经贸合作。
    加强区域各成员国之间的投资合作要求有充足的资金和市场需求。而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条件。目前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达到了2.4万亿美元,几乎占全球的三分之二。这表明,该地区各国都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领域的合作。同时,该地区的市场需求也很大,这将有利于各国之间投资合作的发展。
    经济学家因此预测,在未来5年内,东南亚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需求将达到1万亿美元。东盟各国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但是目前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果东亚各国在东南亚投资,这将有利于两地区之间的发展。
    东亚各国政府也表示将加强投资领域的合作。去年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首脑峰会上,各国首脑达成了一致协议,建立东亚经济圈,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目标。
这表明,东亚13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加快经济合作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利益。除此以外,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投资合作需要各国企业、学术界和媒体之间的相互合作。
    因此,东亚各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投资合作机遇。媒体以及学术界也应该在这样的合作机遇面前起到应有的作用。政府也应该在投资合作领域建立一个有机的合作框架,这比单纯的贸易合作意义更加深远。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法律体制,以保证各国之间的投资合作朝有效而且有序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东亚各国政府需要加强双边以及多边对话,商讨建立这样的法律体制,以利于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合作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东亚各国政府应该推出一系列的大投资项目,比如铁路、高速路的建设,以此来推进地区间的投资合作。另外,各国之间也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交通体系。资本输出将带来高额的回报,这也给被投资方带来设备、技术和人才,有利于加强各国之间的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关系。
为更加有效地推进投资合作,各国同时也应该加强外交关系。东亚各国应该认识到,外交关系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了解他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投资环境和法律体系。
    (本文作者为外交学院院长)

   作为一个全球化和创新的经济体,瑞典拥有对技术探求不止的先进专才,因而吸引了国际企业在此设立全球研发中心,以及选择瑞典作为测试市场。
   瑞典的工业模式比其它任何北欧国家更为多样化。一直以来吸引国际投资者的产业包括无线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汽车、工具、发电厂、能源、食物、国际银行业、森林和木材加工等。在20世纪初期,投资者创立了爱立信、ABB、阿法拉伐Alfa Laval和伊莱克斯Electrolux等企业。近年来奥托利夫Autoliv、宜家Ikea、H&M、OM等品牌脱颖而出。

    北欧的热点

   作为波罗的海和北欧的关键性地区纽带,瑞典为投资者提供快速扩展的潜力。这个区域的增长潜力超过了欧洲的其它地区。瑞典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网络,提供如物流及顾客支持等高效服务,为欧盟其它地区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
   瑞典已被公认为技术创新的中心。瑞典和瑞典人接受新思想、新潮流、新技术及新服务速度之快早已备受世人的推崇。因此,近年来外商对瑞典的投资兴趣显著增加,其中25%的投资增长领域集中在信息技术业。若以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瑞典居世界首位。
   外商投资活动以多种形式进行,包括兼并、收购、资金投资和工业投资等。此外,大量国际信息技术公司和电信公司也纷纷在瑞典设立了研发中心,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

    优良的商业环境

   为适应国际化经营,有效吸收和利用国际上的资金,瑞典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向外投资和扩展后,80年代后期,对国内政策和经济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如:取消外汇管制;经济决策权下放和私营化,使得经济自由度处于西方国家前列,特别是在银行金融业、电信业、交通运输业、电力工业等领域;1991年的税制改革将公司所得税降至28%;取消外资在瑞典企业中的比例限制,等等。如今的瑞典已对外资实行了“国民待遇”原则,没有任何限制。外资在瑞典与瑞国内投资一样,手续十分简便。1995年瑞典加入欧盟后,外资的进入更加迅速。

    外商投资热点

   瑞典的外资公司迅速增加,正好反映了她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1992年到2001年的十年期间,在瑞典的外资公司从2680家上升到7820家。
   许多跨国企业已经决定在瑞典设立他们新的研究设施、制造部门和总部,涉及广泛的业务领域,其中最热门的有信息通信技术、汽车、生命与生物科学、林木和服务业。

    有目共睹的骄人成绩

   对比1993到1997的五年,1998到2002这五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长。虽然瑞典只有900万居民,却以实际的成绩巩固了她作为全球投资热点的地位。以人均计算,瑞典和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成为获得最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

    瑞典在海外的蓬勃发展

  



    瑞典凭借悠久的跨国发展历史成为举足轻重的海外投资者。过去五年,资金流出达2730亿瑞典克朗(2854亿元人民币),流入达3200亿瑞典克朗(3346亿元人民币)基本上达致平衡。资金的高流量反映了瑞典企业积极参与跨国业务的发展和重整。

    最大的投资者-欧洲和美国

   过去五年,英国、芬兰、德国和美国成为了瑞典最大的投资者,而一些亚洲国家对瑞典也越来越感兴趣,尤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最。整体来说,瑞典的外资公司雇用了瑞典约21%的工商业劳动力。美国公司是瑞典最大的海外雇主。2001年底,1057家美国公司共雇用了瑞典10.9万名员工,占外资公司雇用总数的五分之一。

    专业簇群与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在瑞典的投资集中在几个领域,包括信息技术/电信、电子半导体、微米和纳米技术、汽车、生命与生物科学、林木和服务业,并且多投资在活跃而具国际实力的专业簇群或研究中心上。

    文化多元四海一家

150多年前,诺贝尔 Alfred Nobel开设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充分突显了瑞典对外来思想、资金和产品的开放态度。根据科尔尼/外交政策杂志AT Kearney/Foreign Policy Magazine,瑞典目前的全球化程度排名世界第五。

    行政管理人员的认同

   连续第五年,瑞典外资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在调查中表示,当地的低企业税率和教育水平良好的雇员营造了有利的经营环境。其它备受称赞的正面因素还包括来源充足的资金、先进的基础建设和通信技术。

    美元币值的下跌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该冲击将更为强烈。2005年5月17日,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以汇率政策何去何从及世界各国如何应对美元贬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出席讨论会的发言人包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高盛公司执行董事、高盛(亚洲)公司副董事长肯尼斯·S·蒂斯,摩根士丹利公司执行董事、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日本信贷评级机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内海孚,主持人为《财富》杂志高级编辑贾斯廷·福克斯。

论坛现场

“美元是有‘癌症’的,因此我们需要给美元重新估价。现在政府在减税;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率,美元会持续低迷;如果美元的储蓄率变高,国外的资金流入就会减少,所以今后几年我们将经历一个调整期。”
   ——肯尼斯·S·柯蒂斯
“美元贬值的最大原因在于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储蓄率严重低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同样也低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中国的国发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3倍以上。因此,我认为这种贸易不平衡引起的汇率问题主要是两个国家储蓄率的巨大差异引起的。”
   ——李剑阁
“很多美国商会和工会顽固地认为贸易逆差是中国对人民币低估造成的,但我认为这纯粹是政治炒作。美国的政客很讨厌像我这样的自由经济学家,我们提倡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我们相信经济全球化的原则,但是美国的政客不相信全球化原则,所以他们对全球经济说‘不’,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斯蒂芬·罗奇

美元得了“癌症”
    主持人:倾向价值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经济稳定程度的体现。美元贬值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人民币应当做些什么,美元是否还会贬值?它的前景怎么样?
    内海孚:我想日本人经历了美元贬值的一场噩梦。1971年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1比160,之后是1比100,可见从长期趋势看美元是在贬值。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经历了两个极限,也就是最高和最低极限,平均的汇率是1比130。
    主持人:您认为它会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吗?
内海孚:我想是的。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的表现比美国要好,但我觉得短期内美元不会贬值。
    罗奇:过去几年中美元贬值了14%,这对美国和世界金融界来说都是一个最高纪录。每天资金市场上有30亿美元的损失,而且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3年。政府也是赤字连连,在储蓄不多的情况下,要用外资来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这和美元贬值的趋势是直接相关的。我认为美元今后会继续贬值。
    柯蒂斯:实际上,昨天美元和欧元都在贬值,已经接近2002年的最低点,日元也一样。昨天我祖母打电话问我,现在是不是买美元的最好时机?正如罗奇先生所说,现在美国的情况是挣1美元花掉10美分。不知道以后其他外国市场是否能有足够的储蓄量来支撑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例如德国的储蓄就很高。目前我还不确定美元的汇率应当定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罗奇先生刚才提到的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美元是有“癌症”的,因此我们需要给美元重新估价,现在政府在减税,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率,美元会持续低迷;如果美元的储蓄率变高,国外的资金流入就会减少,所以今后几年我们将经历一个调整期。
    主持人:李先生,如果美元持续低迷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和意义又是什么?
李剑阁:这几年来美元贬值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刚才几位先生提到了美元贬值幅度,我了解到的贬值幅度更大一些。2002年12月27日,1美元可兑换0.87欧元,这个贬值不是15%,而是38%,这个过程中美元对日元的贬值达到了24%,因此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我觉得美元贬值的最大原因在于美国的双赤字问题(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最关键的是美国的储蓄率严重低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同样也低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3倍以上。因此,我认为这种贸易不平衡引起的汇率问题主要是两个国家储蓄率的巨大差异引起的。正如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美元自己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这个病如果不从自身寻找病根,而想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我认为是不太现实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
    主持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1994年就开始实行人民币与美元钉住政策,这个政策在90年代表现很出色,因为美元那时升值很快。李先生,您认为人民币和美元钉得这么紧,人们都不储蓄而一味地消费,对中国来说是否是明智之举?
    李剑阁:不知道您刚才说的是美国人在不断消费,还是中国人在不断消费?
    主持人:我的问题是,如果美国储蓄率存在其他问题,把人民币和美元钉住是否有利?从长期来看,这种钉住政策是否明智?
    李剑阁: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非常低,它现在的贸易逆差表现为其他国家的顺差,不仅是表现在中国,也表现在其他国家。因此这个总是要通过美国的国内政策加以解决。中国政府包括总理和一些部长们都说:“中国的汇率要改革,但是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想法来考虑改革日程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考虑中国、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承受能力。我们的汇率制度在不断改革。1993年我们就确定了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2003年又重申了这一方向。至于什么时候改变,中国会根据改革的需要来决定。
    主持人:罗奇先生,您觉得这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
    罗奇:上周五,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设限。昨天的通胀率是1.8%,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通货紧缩。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的经济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这并不是人民币的具体汇率问题,实际上两

种体系,一种欧元的体系,还有一种是美元和日元的体系。韩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是和美元挂钩的,亚太地区60%的贸易都是用美元进行交易的。我们对调整美元汇率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把与美元挂钩改成钉往一揽子货币。如果钉住一揽子货币的话,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会使它具有很多灵活性。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发现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存在很多不足。
    主持人:李先生,您的工作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不一样的。请问,您是怎么向中国当局提建议的?
    李剑阁:我们从来都认为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经济问题,现在美国的国会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这不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是就经济政策向国务院提供咨询意见,我们会就经济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如果把经济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
    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可行性
    主持人:内海孚先生,很显然您要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您能否给中国的企业提一些建议呢?
    内海孚: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提出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政策,欧洲和美国联合向日本施加压力,现在很多国家对中国也采取施压的做法,我想中国不应当把这看作压力。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同时,需要多元化,把自己的货币和其他各种货币联系在一起把美元卖出去,然后买进一些欧元或者日元,使自己的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合理。
柯蒂斯:看一下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发现很多外国公司都投入到其中。现在中国开放之后也有很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而且如今的政治情况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其次,亚洲有2.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必须把这些外汇储备多元化,尽可能地转变为欧元和日元。这不仅仅是货币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繁荣。为什么世界市场上存在那么多不稳定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比如说货币,很多国家不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新兴经济体,所以我们就会面临很多困难。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货币问题上。
    罗奇:美国国会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很多美国商会和工会顽固地认为贸易逆差是中国对人民币低估造成的,但我认为这纯粹是政治炒作。美国的政客是讨厌像我这样的自由经济学家,我们提倡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我们相信经济全球化的原则,但是美国的政客不相信全球化原则,所以他们对全球经济说“不”,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观众:罗奇先生和柯蒂斯先生对美元的未来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据我所知,美元在周一的时候升值了。自2003年10月以来,美国的经济一直没有增长,资本流入并不能抵消巨额的赤字,我希望罗奇先生和柯蒂斯先生能就此做一下评论。
    柯蒂斯:美国之外的公司会有一些盈余,而这些盈余会被吸收到美国本土来,从而进一步促进美国利率的上升。我认为,很多国家依然会买进美元,这种情况会持续3年—4年。
罗奇:我同意柯蒂斯先生的看法。现在整个世界都在追求较高的经济回报,这些资金的流动都由中央银行来控制,他们都在政府上下赌注,阻止美元在本国的升值。这是一种政策上的赌博,与资金的多少没有关系。并非说人们想从美国的经济中寻求多少回报。
    观众:亚洲央行在多元化方面是怎么做的?
罗奇:我觉得不论是亚洲央行,还是美国银行,今后几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李剑阁:我认为亚洲央行目前既没有这种需要,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罗奇:我觉得亚洲的银行要使自己的货币多元化,而不是只用美元开展业务。
    内海孚:我认为日本并不是一个多元化国家,如果让我们购买美元,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美元与日元的汇率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中国的汇率政策可以实行多元化。

   本文摘自由中国日报社编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财富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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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国际投资快报》编辑部